将暴力史大幅前溯至幼年，抛弃对已知结果的求证必然，以更为灵活自由的创作姿态为过程中的未知寻找契合的板块，如社会性别身份被错误认知之后，《1976农场主的女儿们》如何使归顺与反抗的共有身体得以存活。问题之下一定程度需转入家庭：在暴力与宗教同时施压（形式上则以音乐与画面的不断拉扯为呼应）的环境内，“爱”的施舍/需求的满足被定义为病态——因此母亲重新伸出橄榄枝试图和解有一丝自我审判的荒诞意味，而当被告诫只有个体能够完全代替宗教成为信仰对象动作方才成立时，《1976农场主的女儿们》文化畸变由此产生。于是男孩以肉身为武器开始向权威摊牌，《1976农场主的女儿们》此时言语已成为无足轻重的物件，而只有当其最后成功转移成为符号，某种成型的意义同时被灌输（口号为旗帜服务）之后，这股渴望成长的恐怖力量才会显露真身。